5 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
有无数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对该领域产生了影响。在这里，我们突出五个对社会心理学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有力实验。
1. 所罗门·阿什的从众实验
所罗门·阿什在1950年代进行了一个系列被称为阿什从众实验的心理测试，以找出来自多数群体的社会压力能 persuad 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顺应。从众实验的假设围绕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同伴压力，以及他们是否会为了融入群体而不顾自己的意见展开。阿什从众实验的总结是，展示几条不同高度的线，参与者会因同伴的答案而受到挑战，必须选择同意或不同意。
阿什实验的基本设计由一个被试和一组共谋者组成。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将进行一项视觉知觉任务，需要将给定线的长度与三条比较线的一条相匹配。
在每组参与者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天真”的；其他人是“共谋者”，被告知故意提供错误答案以应对特定的试验。因此，“天真”参与者将会受到提供错误答案的“共谋者”挑战。这将本质上使“天真”参与者处于一个困境中。
在试验过程中，共谋者们故意选择错误的回应。关键问题是，“天真”参与者是跟随自己准确的评估，还是屈从于错误的大多数意见。结果和发现表明，即使在明显正确的回应下，许多“天真”参与者也会同意共谋者团体的不准确回应。
从众程度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 群体大小： 在某个点之前，从众随着多数人的大小而增加。在达到一定数量的共谋者后，从众率没有显著增加。
- 一致性： 如果组中有一个人提供正确响应，参与者不太可能顺从。当有异议的声音时，融入的压力显著降低。
- 任务难度： 当任务更模糊或困难时，参与者发现更难相信自己的判断，即比较线的大小更相似时，从众现象增加。
- 回应类型 - 公开与私下： 当参与者被要求公开提供答案时，他们更可能顺从，而在私下提供答案时则不然。因此，明显影响从众的一个因素是对社会拒绝的恐惧。
今天，研究人员越来越考虑是否可以让 AI 驱动的代理担当这样的共谋者角色，而不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共谋者；有关方法论案例及其严格要求，请参见 AI Confederate: Methodology and Validity。
总而言之，阿什从众实验的结果强调了社会压力对个体行为的强大影响以及在明确证据面前倾向从众的倾向，这些实验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
可以在下图中看到在 Labvanced 中记录的数据和阿什从众实验的结果，例如呈现的线高度、选择和反应时间的值：
查看 Labvanced 进行的阿施从众实验在线版本收集的数据。
在 Labvanced 中试用：
- 阿施从众实验（单一参与者）： 在这项 Labvanced 研究中，参与者在同盟者的答案显示后指示他们的选择（这是通过使用变量和随机选择自动完成的）。
- 阿施从众实验（实时，多参与者）： 在这版阿施从众研究中，实验开始需要两个真实参与者（第三位参与者的选择自动被选中）。 您可以简单地导入这些研究，并将它们作为您实验的基础，但您首先需要 创建您的免费帐户以开始。
2. 阿尔伯特·班杜拉的博博娃娃实验：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于1961年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称为博博娃娃实验，对我们理解儿童的社会学习和攻击行为做出了重大贡献。班杜拉对儿童如何通过模仿和观察学习新行为的过程感到好奇。
在这项实验中，儿童与一个名为博博的真人大小充气玩偶互动，同时接触到表现出攻击性和非攻击性行为的成人模型。研究的条件如下：
- 攻击性模型条件： 儿童目睹了一个角色模型对博博娃娃进行暴力行为。除了打和踢，攻击性行为还包括口头虐待。
- 非攻击性模型条件： 儿童目睹了一个并未对博博娃娃表现出攻击性行为的角色模型。
- 对照组： 未见任何成年角色模型与班杜拉的博博娃娃互动。
儿童在观察模型后的房间中与博博娃娃和其他玩具待在一起。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儿童是否会模仿他们所目睹的暴力行为。
博博娃娃实验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果。与对照组和非攻击性模型相比，观看攻击性模型的儿童更有可能对博博娃娃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这个发现与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一致，该理论假设人们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来学习新技能。攻击性模型条件下的女孩在模型为男性时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性，但在模型为女性时则表现出更多的言语反应。他们打博博的频率观察打破了性别倒置效应的一般模式。研究还发现，男孩更倾向于模仿同性模型。
由于班杜拉的博博娃娃实验，我们对模仿和观察学习在儿童攻击行为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大大增加。
3. 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于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项被称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实验的目的是了解人们在权力或无权位置下，在监狱模拟中如何行事。
在75名志愿者中，津巴多和他的同事选择了24名男性大学生参与研究。参与者被随机分成两组，并被放置在斯坦福心理学大楼地下的模拟监狱中：看守或囚犯。
参与者完全投入到他们的角色中；看守通过穿上太阳镜和制服被去个性化，而囚犯则被赋予数字而不是名字。看守开始对囚犯表现出虐待和专制行为，这是因为赋予了他们的权威。作为回应，囚犯表现出严重的压力和情感崩溃的症状。
实验原定持续两周，但由于参与者的严重心理痛苦，实验在仅六天后被终止！实验固有的伦理问题在这种情况恶化的情况下浮现。由于诸如不完全的事后信息、强烈的模拟和不完全的知情同意等问题，该研究引发了伦理问题。由于参与者的心理健康受到威胁，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曾多次受到批评。
总之，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实验的结果揭示了即使是普通人也能迅速由于环境或角色而采取有害和危险的行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提及，用于讨论环境如何影响行为以及人们如何滥用权力，当他们处于权威地位时。
4.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
服从实验的研究设置，实验者和学生是同盟者，而作为参与者的教师被指示施加电击。
服从实验的研究设置，实验者和学生是同盟者，而作为参与者的教师被指示施加电击。
在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了多项关于服从权威人士的有争议的研究，其中米尔格拉姆实验是这些研究中最为人所知的一项。
在服从实验中，涉及三个人的基本设置：学习者（实验者的助手）、教师（一名参与者）和实验者（权威人物）。‘教师’参与者被告知研究的整体目的是调查惩罚对学习的影响，并被指示在学生在记忆任务中犯错时给他们施加逐渐更强的电击。教师参与者被引导相信电击是真实的（尽管实际上并不是）。因此，这个设置掩盖了研究的真实目的：评估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会服从权威，即使在他们的服从导致他人遭受严重伤害的情况下。
随着实验的进行，实验者（即权威人物）会指示参与者增强电击强度，而学习者或同盟者则故意犯错误。电击的电压从轻微到严重被标记，其最高电压表明可能有危险，从15伏到450伏（危险 - 严重电击）。因此，教师可以看到高电击水平的危险程度，并知道他们正在‘施加’痛苦（尽管电击并不真实）。
总之，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权威实验的关键发现是，许多参与者在同盟者表现出痛苦的迹象、提出异议并最终沉默后，仍然继续施加电击。实验结果表明，相当数量的参与者将电击发生器使用到最大程度，表现出对权威的高度服从。
由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导致参与者心理上的痛苦，因此引发了批评和问题，指出其伦理问题。然而，这项研究仍然成功地阐明了普通人在权威人物的指引下可能采取可疑或不道德的行动，提供了关于权威和社会从众影响的重要信息。
5. 霍索恩效应（Hawthorne Effect） 亨利·A·兰兹伯格（Henry A. Landsberger）
一种被称为霍索恩效应的现象发生在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他人观察或注视时，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芝加哥的西电霍索恩工厂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导致了这一效应的命名。研究的初衷是调查工人生产力与照明条件之间的关系。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还在此背景下研究了工作结构变化（如休息时间）如何影响工厂的工作成果。
霍索恩研究的数据在50年代被社会科学家亨利·A·兰兹伯格（Henry A. Landsberger）重新分析和解读。他的研究，特别是1958年的论文《霍索恩再探》（Hawthorne Revisited），在推广霍索恩效应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兰兹伯格得出的结论是，工人意识到自己被观察/研究实际上解释了工人生产率变化，而不是最初认为的照明条件。工人的动机和表现因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而改善。
从那时起，霍索恩效应研究的结果在组织行为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它强调了社交和心理元素在塑造行为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研究或工作场所等环境中，人们可能因为意识到自己被观察或研究而表现得不同。霍索恩效应在讨论使用人类受试者进行实验和研究时经常被提及，因为当受试者意识到自己被观察时，识别和理解观察到的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可能会变得困难。
当今的社会心理学实验
尽管这些经典实验通过研究服从和从众等复杂主题帮助建立了社会心理学领域，但今天，研究人员必须遵循更多的伦理指导原则。
此外，由于21世纪的数字化，在线实验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使得参与者能够使用他们的计算机或智能手机共同完成任务。
参考文献
- Asch, S. E. (1952). Group forces i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s. In S. E. Asch, Social psychology (pp. 450–501). Prentice-Hall, Inc.
- Asch, S. E. (1953). 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ements. Group dynamics.
- Asch, S. E.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70(9), 1.
- Bandura, A. (1965). Influence of models'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ies on the acquisition of imitative respon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589.
- 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1961).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imitation of aggressive models.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3), 575.
- 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1963). Imitation of film-mediated aggressive models.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1), 3.
- Bandura, A., & Walters, R. H.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Vol. 1).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 Landsberger, H. A. (1958). Hawthorne Revisited: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Its Critics, and Developments in Human Relations in Industry.
-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4), 371.
- Milgram, S. (1965). Some conditions of obedience and disobedience to authority. Human relations, 18(1), 57-76.
- Zimbardo, P. G. (1973). On the ethics of intervention in huma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Cognition, 2(2), 243–256.
- Zimbardo, P. G. (1995). The psychology of evil: A situationist perspective on recruiting good people to engage in anti-social acts. Japanes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2), 125-133.